美国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10%的“最低基准关税”,并对数十个其他国家和地区在10%的基础上加征更高关税。这项政策自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%从价税,4月9日开始对对等关税国家的关税正式生效。此前已装船运输的商品可豁免。
美国列举的理由包括:巨额商品贸易逆差导致制造业基础空心化,破坏关键供应链,带来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;美国制造业虽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%,但贡献了55%的专利和70%的研发支出;在某些先进工业部门,如汽车、造船、制药等,保持美国制造能力的需求尤为迫切。
然而,这种逻辑存在错误。市场是有效的,贸易顺差或逆差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分布的不同。美国过低的储蓄率是其贸易逆差的关键驱动变量,导致资本形成速度远低于消费速度,从而带来制造业低比较优势及高进口需求。此外,美国金融账户处于顺差状态,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美元,形成顺差国的外汇供给,部分通过配置美元资产回流美国,支持其债务规模、投融资成本及居民部门杠杆率。
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美出口增速后续压力上升,拖累整体出口。参照2018-2019年关税情形估算,如果涉及商品增速下降50%,全年下降37%,对出口影响为5.4个百分点,对名义GDP影响约1个百分点。此外,部分外需型行业需求下降,产能利用率下降,给相关产品价格带来压力。应对措施包括进一步扩大内需,用内需的消费、投资增加来对冲出口下行的影响;以供给侧叠加需求侧,稳定供求关系和工业品价格环境。
从政策空间来看,货币、财政、消费、价格是四大线索。货币政策“择机降息降准”迎来窗口期,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”也有落实空间。地方投资弹性存在释放空间,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优化考核和管控措施,动态调整债务高风险地区名单,支持新的投资空间。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中也有很多政策方向可以落地,比如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、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等。《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》也明确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,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稳定工业品价格和名义增长。
2025年广义财政扩张明显,赤字规模叠加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达到11.36万亿,较2023和2024年显著增加,对GDP有基础性的增量支撑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,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。财政部指出为应对内外部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,中央财政预留了充足的储备工具和政策空间。
对于权益市场定价来说,应重视但不用过度担忧其影响。新一轮外部关税与上一轮相比有所不同:中国经济处于稳总量阶段,贸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,企业预期更充分。每一轮外部逆全球化都会提升内需战略意义,关注消费、建筑链、供给侧这三个名义GDP改善的必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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